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荒谬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二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阿尔贝·加缪 1913～1960 这是一个高大上的话题：如果阅读一本书可以了解上个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的话，会是哪一本?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加缪的《局外人》，虽然这只是一部薄薄的中篇小说，但是，透过这本书，你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图像”。 加缪的名字曾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阿尔贝·加缪荣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0月16日，当加缪得知消息时，正与朋友在巴黎的一家餐厅用餐。他顿时脸色煞白，极度震惊，同时这个消息也震惊了巴黎和欧美文化圈。这太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加缪没有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由瑞典文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他战胜了九位法国候选人，个个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师，比如马尔罗、萨特、圣-琼·佩斯、贝克特。更为主要的是他还太年轻，只有44岁。他成为了这个奖项(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至今这一纪录仍旧没有被打破。 三年后，也就是1960年，他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1月4日，他遭遇车祸身亡。欧洲和北美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特别播出了哀乐…… 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1940年5月，在德国入侵法国前夕，加缪在《纪事》中写道：“《局外人》已完成。”那一年，他只有27岁，在《巴黎晚报》工作。之前，他从法属北非殖民中心阿尔及尔来，既是法国人，也是阿尔及利亚人(1962年，在他去世后两年，阿尔及利亚才正式独立)。在阿尔及尔，他是年轻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物，身兼数职：作家、政治活动家、演员、导演、撰稿人，有时还是风流倜傥的唐璜。 但在冷漠阴沉的巴黎，谁都不认识这位未来大师。 1937年，加缪创作了第一部小说《幸福之死》，同时他在着手另外一部作品，即《局外人》。《幸福之死》的主人公叫梅尔索，《局外人》则是默尔索，拼写上仅有微小的差别。 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同事比巴斯卡尔·比阿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局外人，是一个“荒谬的人”的活标本。1938年到1939年间，加缪开始有意识观察这一类人群。1939年10月30日，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另一种生活——一种全新的存在状态。他写信给他的女友：“整个下午，我翻出了两手提箱的信件，并把它们付之一炬。那真像一次狂病发作。我什么人也没有放过——那些对于我来说是最亲切的人，那些捧场的人，那些令我感动不已的人……全烧了，在我心里，我减去了过去的五年。”他的精神状况正是即将诞生的主人公默尔索的镜像。 到巴黎之后，加缪先是住在蒙马特尔高地附近的一间旅馆。从山坡望去，巴黎像是“雨下的一团巨大雾气，大地上鼓起的不成形的灰包”。他这样写道：“在这阴暗的房间里，在一个顷刻间变得陌生的城市的喧闹声中突然醒来，这意味着什么?一切都与己无关，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愈合这个伤口。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人的动作和笑容有什么意思?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仅仅是一片陌生的景物而已，我的内心在此已无所依托。与己无关，谁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这种内心状态恰恰是《局外人》默尔索的状态。这里的生活有助于他创作《局外人》。后来，他搬到了马蒂松旅店。他在卢浮街的报社里上班。这些日常的生活氛围成为《局外人》的基本色调。 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局外人》的意思呢?加缪以为是这样的：我承认这句话违背常理，即“在当今社会中，在自己母亲下葬时不落泪的人可能会被处死刑”。 “今天，妈妈死了……”这句经典的开场白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迄今依然熠熠生辉。《局外人》只是一部规模有限的中篇，中心内容是一桩命案和围绕它的法律过程，唯一的观察者与感受者默尔索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职员。他对于周围的人与事、对生活、前途命运都是冷漠、超然、无所谓的。“我怎么都行”是他遇事的口头禅，即便最后在法庭上，精神上被无端指责，依旧岿然不动。加缪并非要把默尔索视为一个懒惰无聊、冷漠孤僻、不近人情、浑浑噩噩的人，一个在现代社会里没有适应生存能力的废物。恰恰相反，默尔索身上有一些简朴优雅的高尚品质：他不耍花招，他拒绝说谎，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这一独特的存在状况，加缪认为，默尔索的那些行为表现只不过表明了“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 默尔索在临死前拒绝对神甫忏悔、拒绝皈依上帝，他慷慨陈词，我们这时就能清楚他洞察体悟了什么：他看透了司法的荒诞、宗教的虚妄、神职人员的虚伪，还看透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会被判处死刑”。参悟人生的本质，他当然地祛除人类生活种种诸如浪漫、悲伤、夸张的情感标志，从而采取了零度冷静(在外界看来是冷漠无情)的生存状态。那些处心积虑、急功急利的蝇营狗苟更不是他所能考虑的。 当默尔索说：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事实上，这些局外人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渴望沟通与理解的心灵会大失所望，他们面临的唯一选择仍只是回到他那蹩足阴暗的藏身之地。然而唯一值得读者庆幸的是，默尔索即将走向死亡，他的愿望是让更多围观的众人目睹生命的消亡。 《局外人》发表后，当时巴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萨特就对它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同时，他们迅速地发展了友谊。萨特比加缪大八岁，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加缪大得多，正是萨特对加缪早期作品的评论为加缪迎来了更多的认可和读者。战争来了，又走了。两人的政治立场也逐渐产生了分歧。是政治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又是政治让他们各奔东西，并最终反目成仇。没有什么比萨特1952年“致《现代》杂志主编”这封公开信影响更大的事情了，萨特粗暴地公开了他们的决裂。而他们的交恶史成为20世纪法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1960年，萨特在加缪去世的第二天，出版了六十本样册，其中有一本样册中夹了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信中加缪写道：“亲爱的萨特，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的钱。我也希望你和你的海狸能多出好作品。嗯，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些糟糕的事，糟糕到我都无法入眠。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友谊长存。加缪。”这根本就不是两个敌人之间的对话。随即，曾经的朋友和论敌萨特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文字：“我和他，我们闹翻了：闹翻，这没什么(即使两人再不相见)，还有另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在这个我们生存的狭小世界上并不会失去踪迹。我仍然会想着他，感到他的目光注视着他阅读的书页、报刊，我不禁自己对自己说：“他对此会有何想法?他此刻会说什么?”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加缪《局外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