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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政:文化自信与文艺创造

2021-11-29| 发布者: shiyun| 查看: 2280| 评论: 0|原作者: 汪政|来自: 学习强国

摘要: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把文化提到如此的高度,把文化置于立国之本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艺本来就是文化的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中华精神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在谈到文化建设时,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什么是文化自信?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该具备并建立怎样的文化自信?即日起,特别推出新时代·新文艺紫金文艺评论“文化自信·艺术谈”栏目,邀请省内外文艺评论家、一线文艺创作者围绕文化自信和文艺创作进行主题聚焦,探讨新时代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地阐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用高质量的文艺精品描绘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推动文艺发展。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把文化提到如此的高度,把文化置于立国之本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艺本来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文化内涵,塑造文化形象,并且以审美的方式积淀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当文化自信被赋予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时,它理应得到文艺化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中,文艺又自觉地成为文化自信的独特力量。
  其实,文艺表达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表达,而文艺家只有拥有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够将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古今中外的文艺史说明,只有具备了充分的文化含量的文艺作品才能成为经典,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能够传承文化,将人类文明发扬光大,而且能够参与文化的创造。《诗经》只是一首首诗作?不是,它同时创造了诗经文化。《楚辞》只是一首首歌?不是,它同时也创造了楚辞文化。汉代的石雕是汉代磅礴大气的象征,而元四家的山水则是典型的文人隐逸文化的代表。《兰亭集序》只是一篇序言?只是一幅书法作品?不是,它是对生命的发现,对自然的礼赞,是对宇宙的敬畏。更不要说四大古典名著了,它们是那么博大精深,直至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取舍与待人接物。这些经典都超越了有限的题材与主题,在文化层面创造价值,构建精神。所以,在文艺创作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定律,不管你从哪儿出发,也不管你将镜头与画笔对着什么,你是否有文化追求将决定你创作的高低。
  实际上,文艺创作是有层次的。许多文艺家以为表现什么,就把什么表现好就行了,这种看山还是山的创作是无法具有超越性的。只有不断地向高处攀登,向深处开掘,你才能从有限走向无限,也才能写出精神,写出文化,文化是所有成功文艺作品的辉光。文化表达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看上去似乎难以达到,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有没有这样的自信与自觉。因为文化无处不在。人类有人类的文化,国家有国家的文化,民族有民族的文化,地域有地域的文化,行业有行业的文化。同时,文化又是在不断变化的,它在变迁,在激荡,在淘汰,在创造,在积累,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同时代与社会的文化。对文艺作品来说,它的文化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既是对既有文化的开掘、整理、发现与表现,又是文艺家自己对具体文化的理解与创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故事和其他同题材艺术作品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它包含着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是人类,特别是东方爱情文化的音乐诠释。同时,这样的诠释与表现离不开作曲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故事原型、人物性格、社会环境的认识,离不开作曲家的生命观、爱情观与伦理观,正是这些主客观文化的交融才诞生了这部优秀的具有高度文化含量的作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虽然只是一幅肖像油画作品,画面内容并不复杂,题材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它却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甚至是征服了观众,原因就在于它的情感,它的文化的力量。作品通过精湛的油画语言将父亲塑造成了中国父亲的形象、中国农民的形象,它包含着中国传统的亲情文化、农业文化和劳动文化。在特定的时代,罗中立将自己对父亲、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理解寄托在作品中,使一幅肖像画超过了人们的接受期待,进入到了深沉厚重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无不说明,艺术需要文化,艺术更要表现文化,而对自己所要表现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无疑会使文艺创造具有更大的力量。
  文化的文艺表达主要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来达到的,文艺作品典型人物一定是具有文化内涵的,甚至是某一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形象的意义是丰富的,这丰富的形象意义常常包含了文化的内涵。《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主要就在于它塑造了众多成功而典型的人物形象,上到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到平头百姓、三教九流,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无不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又无不是一个个差异性的文化符号。贾宝玉、林黛玉就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代表,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封建制度对个性的压迫,已经开始怀疑旧秩序的合法性,他们不愿意遵循既有的生活逻辑,开始向往自由的、合乎人性的、身心得到解放的生活。老舍的《茶馆》是一部人像展览式作品,作品将戏剧空间固定在一处茶馆,它是舞台,更是社会的缩影。在这个特定的舞台上,不同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有皇宫的太监,有朝廷的鹰犬,有新兴的资本家,有地痞流氓,也有挣扎在贫困线上卖儿鬻女的穷苦百姓。一般来说,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差异就是文化的差异,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间的冲突。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人物间的具体的矛盾冲突,是这些矛盾冲突推动的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实际上,在它们的背后是复杂的文化关系,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合情合理而又跌宕的故事情节总能深刻地体现特定背景中的文化关系,也即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冲突或融合。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是一出家庭悲剧,更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它突出地提出了19世纪末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人可以成为什么?当时的文化状况非常复杂,旧的文化已经在退场,新文化也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但不管是新还是旧,又都处在交织、胶着的状态,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即使是看上去非常有个性的女主人公娜拉也是如此。为了爱情,她曾经妥协过,海尔茂也曾经是她情爱的对象、中意的丈夫,她也有过幸福的时光,似乎在社会、家庭中优裕自如。但是,随着情节的推进,海尔茂身上的旧文化显现了出来,他对新文化,对娜拉的个性要求是有限度的。于是,冲突不可避免,这种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各自性格中的新旧文化的冲突如此复杂,其悲剧意义就特别深刻。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是近期文化自信相当鲜明的作品。剧中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它再现了上世纪初中国的历史风云,重新叙述了那个时代许多重大的事件,复活了那个时代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影视剧的话语,生动而清晰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文化思潮发生演化的轨迹,晚清启蒙文化的萌芽,域外文化的涌进,传统文化的再生,等等,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时代,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是一个情感灼热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从《新青年》的创刊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不仅仅是历史时序的呈现,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早期文化人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思想探索的凤凰涅槃。作品以勇气和担当真实地将许多思想历史性地表达出来,客观再现了特定时代的文化图谱,从而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觉醒年代》实际上以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史实,印证了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常识,凡是时代、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必然伴随着重大的文化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不仅是与《觉醒年代》同题材的作品,还有许多重大历史与现实题材作品,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就在于忽视了文化的存在,没有能够把历史与现实发生的文化上的必然性表现清楚。明白了这些,也就同时明白了《觉醒年代》作为电视剧的艺术创造,从人物角色的塑造、场景的设计、情节的安排直到细节刻画与气氛的渲染,乃至隐喻与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无不彰显着文化的光辉。
  文艺对文化的表达还会借助于文化的形式,或者,在表达中,会将文化抽象、晶化、积淀为审美形式,所以,在许多审美活动中,艺术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艺术是文化,文化就是艺术。贾平凹在长篇散文《秦腔》中说秦腔这一艺术形式“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贾平凹对秦腔的理解是深入到了文化,深入到了秦人的生活方式中的,他这样言说秦腔与秦人的血肉联系,“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这是在说艺术,也是在说文化。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从中国远古的文明说起,一直说到明清文艺思潮,“龙飞凤舞”“青铜饕餮”“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等等,都是从审美形式谈起,而最后都归入了文化,只有文化,才是艺术形式的最终解释。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一部中国古代文艺审美形式史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符号史。为什么会有章回小说这种叙事形式?因为章回小说是在古代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话本小说?话本小说是在说书人底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那为什么又会有说书,那是中国城市兴起后的一种休闲性的娱乐活动,是中国早期城市消费文化的重要形式……事实就是如此,不需要借助文化批评,只要对艺术刨根究底,总会追溯到文化。民间文艺有民间文化的形态,宗教艺术有宗教文化的形态。东西方的古典建筑为什么相差那么大,从形式结构到材料工艺如此不同?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这种不同最终缘于自然的差异。从文明的发生说,自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只能是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那样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同的文化主体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他们的文化观念也都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国画,特别是中国的写意画,它们的笔墨、线条,都是中国文化的表征。那些唱遍大江南北的民间歌谣,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结晶,表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心声。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文艺的瑰宝,是中国古代汉语声音之美的体现,它的格律是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秩序的理解的高度抽象。五四运动以后,新诗出现了,它是诗歌形式的变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变化,所以,用白话文、写日常生活、诗体上趋于自由的新诗的诞生才被胡适称为“一件大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化的变化总要在文艺中显现出来,如果不是消费、市场、技术等文化的发展,怎么可能会出现号称中国新“第五大发明”的网络文学?所以,优秀的文艺家总能走在文化的前列,又总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在文化的表达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而文化一旦积淀为形式,就能超越内容的限制,以富有个性的特征得到广泛的传播。
  因此,说到底,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表现文化,文艺的繁荣一定是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自信更是艺术创造的巨大推力。李靖 摄
  (作者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多届茅盾文学奖终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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