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研究中国的大家，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影响巨大，他本人著述多多，与中国有关的据说就有六十多部，而他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虽然并非鸿篇巨制，不到40万字，却从中国早期一直写到1977年。在这样的篇幅之内，几千年的时间，贯通古今，融会贯通，说清楚道明白复杂浩渺的中国历史，且能自成一体，言之成理，绝非易事，堪称力作。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此书共分十五个章节，他厚今薄古，重点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清代以来的历史占有该书七个章节，有近一半多的篇幅。在他看来，清朝是传统中国的极盛时期，他对这一历史时期有这样的概括性表述，清王朝开始于17世纪初，与美洲殖民地同时，至1911年结束，因此清代跨越了近代的大部分时期。然而这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改变甚少的政权和社会秩序，清代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在18世纪帝国的人口和疆域达到空前的水平，行政管理的手段和稳定也达到高峰。然而，在19世纪出现了难以缓解的灾难。费正清描述判断清代在1800年之前的所谓极盛时期，他先从清朝的兴起说起，再说这一汉化满人国家的建立与征服，不仅仅是针对亚洲腹地，还有就青藏高原的经略，尔后是满人对权力的精心把持与汉人的刻意防范，清朝行政机构的设置，满汉复职制从上到下的推行，更有清朝在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不断制造矛盾文字狱。 费正清提到了顾炎武、戴震、蒲松龄、曹雪芹、杨光先、汤若望、马戛尔尼等人。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这一章节中也说到宣德皇帝、《金瓶梅》、董其昌等。费正清还是擅长于中西比较，他特别提到了此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国开始衰落的种种征兆与表现。紧随费正清的《清代：传统中国的极盛时期》这一章节之后，费正清以《19世纪中国面临的入侵和叛乱》细说传统中国对变革的抵抗与应对。 一直有一种说法大而化之地说费正清提出冲击与回应框架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嬗变；又有人说，费正清晚年修正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变化还应该在中国的内部寻找原因。费正清的原话大意是这样的，影响中国现代变革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的重心深埋于中国内部。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于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模式的惰性和固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自给自足，相对来说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产生了抵抗力并使它无视这种挑战。 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动已在酝酿之中，部分由于对西方接触作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类变革。学者们似在争论中国的这种变革为何如此姗姗来迟，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解中国内部叛乱的发生和外部西方入侵的冲击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至于一方对另一方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两者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时时刻刻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费正清讲述清朝统治阶层的乡村意识与懒惰成性以及极端腐败所导致的极度衰弱。当时的经济形态被费正清称之为前现代经济，广州区域贸易制度的崩溃，鸦片贸易的兴起，禁烟运动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与捻回之乱，还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他都一一涉及，略作评点。 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的崛起与他所构筑的工业帝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君主制度的终结与共和制蜕变为军阀政治的混乱，再后来是国民党的兴衰与新中国的缔造。如此大事纷纭，如此白云苍狗，费正清都能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娓娓道来。 费正清讲述中国历史特别注重中国与外部世界冲突融合的比较参照，而非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沉迷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他在讲述传统中国极盛时期的清朝，特别就中国早期与西方的接触进行梳理，然后以大量的笔墨来讲述中国所面临的入侵与蚕食，条约体系的建立，通商口岸的影响，中国在周边藩属国所遭遇的惨败。乃至到后来的中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凡此种种，他都特别予以关注。 费正清在中外的博弈较量的认真观察中，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很显然，中国是外国列强的牺牲品。这个论点自然对现代中国的爱国者们具有吸引力。但是，以下问题还没有答案，为什么中国没有对外国的侵略更早、更强烈地作出反应？那些通过使传统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驱逐帝国主义者来抵御西方侵略者的中国革命者在何处？在20世纪这样的领导者出现了，那么在19世纪他们到底在何处？ 费正清对此作出了这样的给人以启迪的分析，他说，19世纪中叶的反对满人的叛乱者是潜在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缺乏现代思想，其中最强大的是太平军，它在经过十年的发展之后表明它是旧式的争权者，同时也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改造传统制度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一场防御性运动，而不是一场创造性运动，它是为避免激进的现代化而作出的保守的妥协。 1898年改良派的计划虽然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质，但是改良派将自己视为王朝的忠臣，并完全依靠天子的统治权。帝国领导权的崩溃最终从那些满族显贵们身上反映出来，这伙显贵接受了义和团愚昧无知的野蛮主义。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你看，费正清就在这样的简单评说中涉及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就费正清的结论加以商榷，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这种高度概括功夫，还是令人耳目一新。 费正清对中国古代的叙述并不因为篇幅简短而潦草马虎。他叙述中国历史的背景，从东亚的地域、种族与语言说起，中国的地理大环境，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他依据考古记录梳理早期中国的传说，说汉字的起源，夏商与周前期的历史，他把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经籍时代的中国，誉之为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他在提到秦岭山脉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时，话说到了“另一条气候分界线在中国本土农耕区与过于缺水无法农耕的北方草原之间，这条气候线显然是以长城为界，中国人修筑长城以抵御其北方相邻的说阿尔泰语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 费正清把长城说成是气候分界线，这一说法很有新意。晚唐与赵宋，费正清称之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对蒙古帝国，费正清虽着墨不多，却也很精辟深刻。他对朱明一朝评价较高，称之为“伟大的朝代”，虽然他也评析明代的专制主义、科举制度、士绅阶级与进贡制度、海上远航、反重商主义、一条鞭法改革、处理蒙古与倭寇问题等。但他还是认为，从1368至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276年内平均人口为一亿左右。 后来由明到清统治的更替也相对比较容易，1644年明政权衰亡，满人攻占了北京城，接着满族人征服了整个中国，但这场战争及其破坏与1618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当时欧洲军队有组织的劫掠和屠杀相比是有限的。 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1644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267年。因此，从十四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国又走其传统的老路。在费正清看来，对近代中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在近代欧洲迅速兴起的几个世纪里还保持着这种惊人的稳定。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对新世界和全球的扩张 ，接着是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自己的经历中没有事情能与近六个世纪西方的这些根本改变相比，中国仍然处在正席卷世界的汹涌潮流之外，结果到19世纪在物质文化和技术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许多方面落在西方后面。费正清对此是疑惑？惋惜？还是一种欲说还休的同情无奈？ 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书被翻译到中国已经是九十年代之初了。费正清去世在1991年，他应该没有看到自己这一著作的中文版。费正清在中国有丰富的经历，他与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都有接触，他的这一中文名字来自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弟子多多，孔飞力是他的学生之一，而他自己则是蒋廷黻的学生，出生在190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