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文集》（宋） 陆游 撰 明汲古阁刻本
《东坡舣舟亭图》 （清） 钱维城 绘
万历《常州府志》 （明） 唐鹤征 撰 明万历刻本 大运河常州段沟通长江、太湖两大水系，运河航道曾经穿越常州的核心城区，我们试图从古籍中还原运河流过常州的朝和暮，触摸最古老的“奔牛埭”，再现运河畔“篦梁灯火”的胜境，倾听孟河镇连绵数十里的摇橹声，寻访苏东坡“毗陵我里”的常州情缘。 奔牛埭，史书记载最早的运河埭坝 常州拥有开凿年代较早的大运河河段，清《江南通志》卷十三《舆地志》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运河在府南。自望亭入无锡县界，流经郡治，西北抵奔牛镇，达于孟河行百七十余里。吴夫差所凿。”这就是后来的江南运河的雏形。
常州大运河 （视觉中国供图） 奔牛埭等水利工程与运河常州段几乎相伴相生。常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继宗说，奔牛埭是目前史书记载最早的运河埭坝。《南齐书》卷二十九《全景文传》中记载：“与沈攸之同载出都，到奔牛埭，于岸上息。”王继宗推断，古人将用牛拉船过坝的坝称为“牛埭”，“奔牛埭”古称“犇牛埭”，很可能古代在这里使用牛群编组拉船过坝。 “镇江至奔牛镇这一段江南运河自开凿起，便面临地高水浅的问题，需设埭调节水源保证漕船通行。”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常州分院院长曹雨平推断，江南运河奔牛段的开凿之时，便是奔牛筑埭之时，这是高地开运河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 常州一带江潮来速去缓，运河中泥沙沉积，唐代朝廷在奔牛镇西设立堰闸，《武阳合志》阐述了奔牛闸的重要性，“上苦水之不足，故置堰于吕城、奔牛，所以蓄其源也；下惧水之过泄，故于望亭置堰，所以节其去也。”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曾在日记中描述畜力牵引奔牛闸的情景：“左右各有辘轳五，以水牛十六头，左右各六头。”这样的机械设施和船闸在当时已属先进。 南宋诗人陆游与奔牛闸也缘分不浅，初见奔牛闸，正当汛期，目之所及，“闸水湍激，有声甚壮”。在《重修奔牛闸记》中，陆游将奔牛闸和瓜洲闸、京口闸、吕城闸并提，称“此闸尤为国用所仰，淹速丰耗，天下休戚在焉”。奔牛闸设立后，往来船只不断，形成了繁荣的商镇。据《奔牛镇志》记载，至清代中期，奔牛市镇街道已具规模，全长1500米，店铺鳞次栉比，隔街相望，于江浙一带颇负盛名。 从运河水系看，古城常州北临长江，东濒太湖，沟通长江、太湖两大水系。很多古籍对大运河常州段“江湖汇秀”的特征有所记载，《重修文亨桥记》中提及“运河上游京口江潮，自西北建瓴而下，至城西南龙嘴，汇沙滆湖水，绕郡城东南入无锡界，中间桥梁六七处，惟‘文亨’雄杰为之冠。”而所谓的“江湖汇秀处”，是位于常州城西的石龙嘴，太滆水系与长江水系在此交汇，形成了“百越舟东之会”的交通枢纽。 常州梳篦、孟河医派，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 清初，豆木钱典四业兴起，木业一度成为四业之冠，据《常州市木材志》记载，早在乾隆初年常州就有木业的存在，到清嘉庆年间大盛，有司帖官牙（持有官家文书允许开业）者就有56户。清道光、光绪年间，随着孟河、西运河的拓宽浚深，常州木业进入兴盛时期。 “常州非木材主产区，清代末年，江西、安徽的木筏顺江而下，经过运河至常州城西。”常州图书馆古籍部专家朱隽说，常州木业发展之所以兴旺，水质是很大的原因，他解释，常州城西运河水源来自长江，这种含沙而浑黄的水，利于木材的储存养护，若是一般的清水，原木泡在里面反而容易发黑腐烂。 木业繁荣直接带动了梳篦业的发展，常州梳篦业始于隋唐，在封建社会，梳篦难登大雅之堂，史籍记载极少。到了明清，梳篦交易日趋兴旺，文献中关于梳篦的记载渐多。明朝末年常州西郊八景中“文亨穿月，篦梁灯火”，把常州运河畔家家户户点灯笼制作梳篦的夜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乾隆年间的《常州赋》载：“削竹成篦，朝京门内比户皆为。”规模超过前代。据《武进工业调查录》载：“自清康雍间，漕运盛行，梳、篦之销流，渐驰声于南北……业此者，全县五十余家，皆集于西城内外。” 常州梳篦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君苏介绍，民国初年，梳篦技艺有所改进，“生漆胶合”的发明使其下水不脱，延长了使用寿命，在竹梁上刻花、烫花、嵌银、上色等工艺使得梳篦向艺术性方向靠拢，渐渐形成了如今的73道工序。 作为入江重要通道和运河补充水道，“孟河”也是古籍中出现的高频词，《常州赋》记载，唐朝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拓扩河庄老河渎的河道至长江口岸。”孟河真正“出圈”在清朝中后期，以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巢渭芳、丁甘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开创了“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鼎盛时代。据《常州县志》记载，孟河医派鼎盛期，200余户人家的孟河小镇，就有十几家中药铺，“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 毗陵我里，苏东坡11次沿着运河来常州 在常州运河相关古籍中，苏轼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他屡遭贬谪的40年官宦生涯中，曾11次顺着运河来到常州，留下与常州有关的诗66首、词10首、文103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舣舟亭”，朱隽说，舣舟亭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宋神宗熙宁六年，润州、常州遇旱灾闹饥荒，杭州通判苏轼奉命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他为了不惊扰当地官民，在此系舟野宿。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中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描述了野宿的孤独，以及运河畔残灯相伴的慰藉。“为了纪念苏轼，明代开新运河后，人们在东坡系舟的地方构筑了文成坝，复建了舣舟亭，后来发展成东坡公园。”朱隽说。 古籍中记载了苏轼和多位常州至交的情谊，《次韵蒋颖叔》中“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记录了琼林宴上新科进士苏轼与常州人蒋之奇一见如故。《宜兴县志》记载了当苏轼身陷是非，“平生亲故，莫敢与通”时，常州好友邵民瞻“独与之游”，“晨夕周旋，不稍畏避”；《钱君倚哀词》是苏轼为好友钱公辅写的悼词，道出他“眷此邦之多君子”的感慨。 在常州苏东坡研究学会会长赵世平看来，苏轼和常州的缘分还在于，买田阳羡（今宜兴市，当时属常州府管辖）和终老常州。赵世平说，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收到了朝廷迁汝州的调令，他中途绕道到宜兴县，委托常州好友蒋公裕帮他在宜兴置办田产，最后在宜兴黄土村买了一处田庄，这件事被苏轼记载在《与王定国四十九首》其十六中，“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此后，他两次上表乞居常州，“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然而，在常州短暂居住后，苏轼又被远贬惠州、儋州和海南，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才得大赦，苏东坡决定北归常州，他写给章援的信里说道：“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息，此我里……”“毗陵我里”的意思是常州是我的故乡。回常州后，他在钱世雄为其租的“孙氏馆”住下，这就是后来的“藤花旧馆”，也是苏轼最后在常州的住址。后苏轼不幸染上重病，在友人钱世雄和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的陪伴下，他在常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赵世平说，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了10多个州县，不是被委任做官，就是被贬谪，但是在常州买田定居，将这里作为人生的终点，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一点，足以说明，常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