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泛黄的古籍，宿迁始终与大运河“相生相依”，从隋唐的“泗水行运”，到元明的“借黄行漕”，再到清代的“避黄保运”，宿迁一直都是大运河沿线的主航道城市之一，也是全国唯一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 大运河宿迁段的“三生三世” 站在大运河2号桥眺望，有三条大运河在宿迁大地上流淌，记录着大运河宿迁段的“三生三世”：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元明时期的黄河故道和清代的中运河。 宿迁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陈雪对记者说，运河史几乎贯通了宿迁的城市史，纵览宿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三个不同阶段开辟的三条运河，均在古籍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宿迁市图书馆馆藏清刻本《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通济渠”的诞生：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馆藏《泗州志》中描绘了沿渠栽柳的场景：“近堤村落多植古柳，春风披拂，绿波掩映，烟景尚可观也。”馆藏清《宿迁县志》刻本嘉庆十二年（1807）提及了通济渠的演变：西通河洛，南达江淮，至唐改名广济，“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
宿迁市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泗州志》记载汴河图 “在‘南船北马’的古代，通济渠沟通了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是南北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干有成介绍，在北宋时期，通济渠是“国命”所系。到宋真宗、宋仁宗时，古汴河的岁运额高达800万石，创造了中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随着南宋迁都杭州，黄淮地区不再作为国家财赋重地，通济渠也因为缺乏管护，逐渐被废弃。 清《宿迁县志》同治二年刻本记载了宿迁第二条大运河——黄河故道的生成，“元开会通河，邳宿遂为运渠，河运为一。”当时，元代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开凿京杭大运河，其中，宿迁的黄河河道被用作运河河道，但随之而来的黄河泛滥带来了更严重的困扰。
宿迁市图书馆藏清同治二年刻本《宿迁县志》记载靳辅开中河 陈雪介绍，在“借黄行运”时期，宿迁运河仍是运河沿线的咽喉要地。宿迁市图书馆馆藏明万历《宿迁县志》中，记载了这条运河在宿迁的走向，“运河旧在治西二十步，济汶沂泗诸水合流，自直河入境，流经小河以会黄河，自古城入桃源县界。”清康熙《宿迁县志》中则有大量关于水患的记载：“河之浸淮自汉，并淮则始于宋，自元迄明，几无宁岁，加以运道所经，民生益汲汲焉。宿虽小邑，被害尤剧。”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清康熙年间，靳辅开挖宿迁的第三条运河，也就是中运河，才彻底结束。据清《宿迁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总河靳辅开皂河接泇河以通运。” 宿迁文史专家张福贵对此研究颇深。他告诉记者，清康熙十五年，黄河由于年久失修，宿迁段运道中断，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寻求一劳永逸解决漕运问题的方法。靳辅在继承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的同时，将黄河、运道综合修治，提出“黄运分立”“避黄济运”的治河方略。 王士禛在《靳辅墓志铭》中对此评价颇高：“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中运河的开通，结束了大运河“借黄行运”的历史，奠定了京杭大运河最终的走势和格局。 客商河工纷至沓来，促进酿酒业繁荣 大运河纵贯南北，不仅成就了宿迁的繁华，还孕育了享誉中外的酒文化。 古籍中关于宿迁酿酒业的记载颇多。《虹县志》中说，“隋唐年间，双沟地区民间雅重儒术，有尚樽杯饮之风”，当时有“满天星月已睡去，万户千家酒正酣”的说法。宋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途经宿迁双沟，与友人品尝双沟佳酿后，赋诗《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可见佳酿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洋河新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袁海员说，在盛唐时期，宿迁出现民间酒坊，酿酒技术也得到发展，人工酿造取代自然发酵成为主要的酿酒技艺。到了宋朝，酿酒业进一步普及发展，宿迁从城市到乡村，酿酒作坊星罗棋布。 从古籍中可看出，唐宋时期，酿酒业所产税收是宿迁财政的主要来源。《帝乡纪略》记载：“宋熙宗年间，泗州年课税13万贯，其中酒课税高达10万贯，约占泗州课税的十分之七。”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酒曲杂录》记载：“淮阳军旧在城及宿迁县、桃园鱼沟镇四务，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贯。”元代，洋河、双沟所产白酒分别在扬州、苏州、上海等地设立了专卖处。《天工开物·酒母》中说，“凡燕、齐、黄酒曲药，多从淮郡造成。” 明清时期，宿迁酿酒业迎来了空前繁荣。据《夫役记》记载，当时宿迁酒坊林立，“白洋河为京东西南数省及诸蛮帮出行入贡、往来所必经之境，车马舟楫喧嚣往来，为桃宿之壮观之地。”明朝诗人邹辑在《咏白洋河》中叹道:“白洋河下春水碧，白洋河中多沽客。” 袁海员说，在明代，宿迁的接酒师傅就可根据酒花的大小来判断酒的度数与好坏。清代，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为洋河带来了大批酿酒人才，9省客商经大运河来洋河设槽坊酿酒，其中主要是晋商和徽商，大量治水河工的饮酒需求也促进了宿迁酿酒业的繁荣。乾隆南巡路过宿迁时，特意点饮洋河酒，并赐为皇室贡酒。 2021年，洋河酒酿造技艺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洋河酒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新虎是酿酒业40多年的老行家，据他介绍，从多粮甄选，到原粮清蒸，再到蒸馏、接选，洋河酒的酿制要经历137道工序。在现在的洋河酒厂，20年以上酿酒经验的老匠人组成“手工班”，他们沿袭洋河传统“老五甑”工艺，用双手赋予每一滴酒以绵柔温度。 中运河开通，带动皂河古镇兴起 在有关宿迁的古籍中，皂河镇是出现的高频词。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主持开挖中运河，皂河镇作为中运河的发端地，在运河漕运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清代主管漕运的董恂在《江北运程》中如此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窑湾起至支河口为皂河，行宿迁县境计程五十七里，入中河。” 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院宿迁分院研究员王晓风介绍，中运河开通后，河道总督靳辅上疏朝廷，将管理运河的一批官方机构设在皂河，使皂河在国家漕运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清靳辅《文襄奏疏》中，有淮帮漕船在皂河停泊的记载：乾隆十年（1745），河道总督顾琮疏奏：“淮安四帮水次在宿迁之皂河”。乾隆十六年（1751），顾琮疏奏：“其在夏镇、皂河等处受兑之淮安三帮船只，委济宁卫守备就近昝查册报。”这些漕帮在将漕粮运到京师以后，空船回归，按照朝廷指定，在皂河湾停泊，等待来年开春再次起航运输漕粮。 山东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胡梦飞认为，严重的水患、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祭祀需求，位于皂河镇的安澜龙王庙就是典型的代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均在皂河镇留下了足迹。 民国《宿迁县志》如此记载宿迁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奉敕重修。”雍正曾视察宿迁河防，登基后下旨拨帑金“鼎新皂河龙王庙”，还将皂河龙王庙列入清代国家祀典。乾隆时期，皂河镇更受重视，乾隆帝六下江南，五次取道皂河诣庙拈香祭祀。清嘉庆《宿迁县志》中，有乾隆帝第三次驻跸时写下《龙王庙再叠旧作韵》五言古诗的记载，在乾隆看来，只有黄河安澜息波、运河漕运畅通，黎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宿迁市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宿迁县志》描述的黄河洪水泛滥情景 王晓风说，自清代以来，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和初十，是皂河龙王庙庙会之日，每临会期，附近百姓云集皂河，敬香祭神，祈求风调雨顺，河水安澜。“皂河龙王庙庙会是数百年来，民间自发参与的祭祀活动，历经几百年长盛不衰，极其罕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