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先生之所以编辑这一系列书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可世界却没有遗忘过中国。等中国门户开放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发现，短短几十年，海外的汉学研究居然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这进展的成果让我们在一个思想前提下所做的研究相形见绌。于是，有识之士又开始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再一次透过海外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中国。 刘子健先生的这本书，就是这一系列中的一本。它也是默庐刚开始接触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读的第一本书。细读完全书之后，默庐觉得，以前对于宋代文化、士大夫的认识、见解像是都被刷新了一样。 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高度，也代表着黎民百姓对国家认同力度。同时，一个国家的文化有没有活力，也代表着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发展，又能够发展到多远，这是可持续发展中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刘先生，生于1919年，祖籍贵阳，长于上海，后来曾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日寇侵占北京，清华南迁时，他又转读于燕京大学。他一生受导师洪业的影响颇深。其研究范围遍及宋代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是国际上鼎鼎有名的宋史研究专家。著作多有创见。这本书即其代表。 赵宋王朝，960年开始建立之后，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的进步、贸易的发达、纸币的使用等经济方面的发展与突破，还有印刷业的发达、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到顶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以及文学艺术取得的各种成就等等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卓异表现，让许多东西方的史家把宋代中国（960-1279）称为是中国的“近代初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中国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虽然几次三番受制于北方异族——契丹、女真、蒙古，并最后被蒙古所灭，但汉文化依旧延续不衰。而在这延续下去的汉文化，却不是北宋的文化传统，而是南宋的方式。这究竟是什么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子健的这本书就是为了更正几种习见而写的。其一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我们不能把欧洲的文化演进当成一切国家的度量衡；其二经济并不是决定国家文化的唯一标准，宋代中国也并不能称为中国的“近代初期”；其三将宋朝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尽管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但在刘子健先生看来，这场转折并不能生生不息，进而在广阔领域引发转变，反而，在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这就是这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五四时期的反孔，其实，反的是南宋新儒家的孔，即重新阐释过的孔，并不是北宋的孔，并不是真实的孔。 为了探究这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内向，刘子健先生，视宋朝为两个时期——北宋和南宋，并从北宋到南宋内在的文化肌理出发，并不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展开探讨。文化与政治的转折，正是这本书的研究主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